整个教育系统沉疴已久，南周上最近的读者来函，学生们关于教育现实朴素的文字，点击率居高不下。
     想起朋友在小学同学聚会后的感慨，“你看我们这群没用的大学生。”其时已是与旧时阔别多年，没有上大学的那些发小如今在聚会上阔绰：开着小车，着装正式，举手投足已经有了些许涉世的沧桑和成熟，多半是当年屡屡被老师点名的差生。而我们这帮没用的大学生，还是一表书卷气，一副天真样，一腔热衷肠。聚会上一面叙旧谈感情，一面也交换着信息，铺就更广阔的人际关系网。
     很多人好好读书，却在社会的筛选中被淘汰。纵然有四六级，有计算机二级，而这两样证书的知识对99%的工作是无用功。学校教授的知识，在现实中能够用上的太少。一次和新闻系老师聊天，他说的一个“笑话”让我印象深刻：系里有些必须开但是又开不了的课，第一，如何在喝酒时保持清醒，第二，如何对编辑部撒谎，这些往往被学校忽略掉的“技能”，对工作却尤为重要。生活本身的确是最好的课堂，可是在我们的教育系统里却生生把这点和书本割裂开来。大学生念的理论抽象空洞，中小学生学了半天只会做题，英文没法开口说，语文被标准答案限制了欣赏力，数理化的难度是用来淘汰90%的学生的。
     比较惊爆的是义乌商学院（某职业学校）的淘宝创业模式，鼓励学生创业而不读书，凡是在淘宝上信用和业绩升级到一定程度的，就能在评优秀毕业生时降低对考试成绩的要求。“赚钱才是本事”“淘宝改变命运”成为学校的口号。的确是中国教育中与众不同的风景线。此举未免矫枉过正，校长以坚决的精神要求“批量生产超级毕业生——三年内，全校实现2000多名学生创业，这占全校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在他的设想中，成功的进度及效果还可以精准计算——大一结束时人均月收入要达2000元以上，大三毕业时达10000元”。
     大跃进式的浮躁梦想，在中国依然遍地都是，即便是这样的对现行教育制度的挑战，我也难举手叫好——太容易成为另一种扭曲学生人格心灵的“成功哲学”。

      胡哥上网和网民们交流了，老爷子在聊天室里谈了他的母亲和家庭，说了被扔鞋的感受，一时传为佳话。当网络成为政治无法忽略的民间力量，官员们也在喝酒应酬之余，争权夺利之暇，附庸新时代的风雅，开博客，搞网聊，美其名曰以网络为平台，深入草根，了解民情，平等对话。
      《新京报》06年的时候有这么条新闻，说江苏宿迁市号召各单位一把手写博客，将“官员博客”推向制度化和集体化，此举开创全国官员集体博客的先河，从一开始的“绿都博客”更名为“政务之声”。 四年后这官博开得怎么样了呢？Google一下，乐得生平第一次读“官博”，先赞一下该博现在还在持续更新中。
       略览数文，的确与众不同。“博”者不“博”，文字呆板，内容单调，官腔未改，可叹乔治·奥威尔在《政治与英语》一文中说官八股是怎么毁掉英文的优美和简洁的，这点在中文上同样适用，末了我还想加一点，衙门里不但毁灭语言，还压抑个性——这集体官博除了名字不同，文风大体一致，四平八稳，只谈工作不谈生活，政治上非常正确。来访者有实名的都是系统内部的官员，还有些看评论语气，不是小跟班，就是上级领导。
       一群官员，创造了最具中国特色的官博文化圈，在网络上圈起了一个虚拟的衙门。尽管衙门的门口没有现实中的武警，但是没人愿意光顾——评论要实名，文章又不好看。网络平台本来应是民众了解官员另一面的平台，官员上网其意是借助当今最主流的媒体，改善政府形象。让深不可测的衙门里没有感情和个性的头衔和名字，成为博客里和聊天室里有和普通人一样要过日子，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
      不过宿迁的官员们玩了四年，也没玩出什么名堂来。轰动之后的追索，往往是媒体容易忽略的，要不就是心照不宣地沉默。在我看来，“政务之声”早已经成为当地官员们（或官员秘书们）每月或每周必须做的一项例行作业而已。所谓与民交流，用新技术打造政府形象的与时俱进与他们在博客上的文章一样空洞无物。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陈言中国自古在政治理想的间架设计上极尽完美，但是这种完美也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务实少，务虚多。好在这世上也不全是务虚的人，看到几个相当不错的博客，有广东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的“医生哥 波子”，江苏省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的“新教育之梦”，山西省吕梁市副市长成锡锋“成锡锋的博客”，点击率颇高，反响热烈。成锡锋有这么篇文章，《谁说老夫不喝酒》，写了“恰同学少年”的豪爽，朗诵《将进酒》后开酒戒的生动，吾读毕慨然。
      官员也是人。在符合公众人物身份的前提下，有选择的表达个人意见和展现个人生活，无疑会给原先了无生气的衙门文化制造点新鲜气息。只是各位公仆还是先量量自己的底子再来会见草根吧，在虚拟世界，点击率不是按照公务员层级体系来排行的。
      
PS，英国保守党的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pages/Conservatives/8807334278
       保守党领袖David Cameron的博客：http://www.davidcameron.com/
       奥巴马的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barackobama

      去年在比利时的时候，晚餐会上，一个英国驻比利时的记者跟我说，达赖后天来呢。我笑笑说，那不巧啊，我无缘相见了。他说中国政府因此拒绝签署一个有关人权的文件。一个意大利的女记者，强悍地说，你们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人权状况必须改善。一个小小的晚餐会，像个外交舞台。我举了很多例证说中国在改变，英国人说，中国和欧洲其实都不知道怎么和对方打交道——算是个圆场。我也没说中国政府什么都好，倒是他们看到的都是中国的坏处。
      偌大的中国，浓缩在BBC中文上，我总感觉就是巨大的西藏，巨大的关押异见人士的监狱，新闻不自由，政府腐败，偶尔新疆冲进来换换口味。BBC海外版上，中国的新闻在亚太版上频频见光，见光的也不外乎是这些。上国际新闻课的时候，一个英国同学带着不屑口气说我们都是一群被共党洗过脑的人——在共党的天空下活了22年，张嘴反驳说自己没被洗过脑，那人肯定不信。不过看了半年多BBC，我倒是觉得他们也不见得没被brainwash过。
      至少在对中国的观感上，主流媒体成年累月用这样的调调说话，其实和中国的政教宣传没啥本质区别，不同的是，现在我们年轻一辈基本只把马列毛邓当应付考试的公式，考完了，也就忘了；英国人可是把BBC看作是“中立客观，世界一流”的媒体。
      达赖的故事是政治传播的好例子。共党一开始根本不知道怎么包装和表达自己，单纯的政教宣传语言在国际通行的语境下其实是“失语”的。并且达赖在这场权力斗争中是居于下风，他失去了权力，流亡海外——弱者和强者的版本，从日常生活的经验看来，我自己都愿意更相信弱者。村上在《挪威的森林》里写的那个同性恋的女孩，勾引钢琴老师上床，被老师拒绝后就回家状告父母说老师对她图谋不轨，后来老师在街坊的舆论压力下搬走了。弱势于是成了是最好的障眼法。
      藏，川，云，青，受藏传佛教影响的四大省份，加起来，也就是四分之一的中国，藏区的独立就意味着中国中部的鱼米之乡直接成了“边疆”；并且，“藏独”成功的话，那“疆独”也是顺理成章了，它都独了，我也能独。少了西边天然的高原屏障，在国防上无异于自掘坟墓，哪个政府会干这样的傻事？美国闹独立的时候英国人爽吗？人权和自由是借口，打压中国是真。
      藏传佛教政教合一的体系，在西藏问题中，政的问题远大过教，在西方看来，被单纯简化成了一个无神论政府对宗教自由的迫害，而事实上我入藏时藏民拜佛进贡，没有被任何人阻拦。 中国历史上就是个无神论的国家，即便是在“无神论”统治下的中国其他省份，和“神”有关的活动，也没被阻止过。
      说解放军进藏镇压，这是事实。哪个政权的手上不带血？1916年英国镇压都柏林起义，也够暴力吧？到现在在北方六郡上还是不松口，自家事儿都没管好，还在人权上振振有词。今年达赖又出了“人间地狱”说，流亡人士又挥舞雪山狮子旗，想起溥仪在《我的后半生》里讲王公贵族之所以要拥他复辟，其实为的都是恢复他们在帝制时期的既得利益，他们在当时投靠各国使节，寄望于通过他国的力量重新恢复中华帝制——那些华美的言辞之后，说白了，就是个“钱”字。并且，在伪满洲国被扶上了帝位的溥仪，做了日本人的儿皇帝，国不国，君不君。政权的兴衰更替，几千年来，说白了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逻辑。呼喇喇一夜大厦倾，谁不追怀以前荣华富贵时候的生活？假若达赖如愿以偿独立了，他注定也只是西方的傀儡，什么自由人权，最后苦的都是无辜的老百姓。曾子墨在采访拉萨3·14手记中写道，有的藏民当时主动保护一些汉人，有稳定收入，生活安定的藏民都不愿意看到暴乱，“那是千分之一的杂种干的。”有藏民接受采访这么说。
      有人以“自由”的名义要救西藏于“水火”之中。其实，不管是藏民还是汉人，老百姓心里想的就是安居乐业。藏独的戏，就让达赖自个儿唱给西方听吧。引凤凰上的一段做结：“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有多长时间历史，相信很多法国人都说不上来。中国在促进民族融合方面积累的经验，傲慢的西方或者压根就不想正眼相看。”
      我们何必看西方的脸色行事？ 

      莉，很早以前，你就和我说过《一一》。
      我收在匣子中很久了。明知道是好片子，可是我点开无数次，都在开场那场不知就里的婚礼之后停住。我知道心浮气躁的时候，是看不了这样的故事的，也看不懂这样的故事的。
      直到这一夜，我和很多在这三个小时中忘我的人一样，被电影中浓缩的三倍人生感动。
      一切因缘际会，一切拥有，错过，一切喜怒，贪嗔骄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烟消云散。生死之间，不过一梦遥。就像婷婷梦醒后，手里拿着婆婆给她叠的纸花，而在隔壁房间，婆婆已经告别这个世界。她变成植物人之后，真的像婷婷在几小时前看到的那样醒来过吗？如果没有，那纸花又是怎么来？是梦吗？是现实吗？梦和现实有多大区别呢？还是它们到底就是一回事呢？
      “你不在的时候，我有个机会去过了，一段年轻时候的日子。本来以为，我再活一次的话，也许会有什么不一样。结果……还是差不多，没什么不同。只是突然觉得，再活一次的话，好像……真的没那个必要，真的没那个必要。”男主人对自己的妻子说，赴日出差，与初恋情人相会，可是梦醒了，情人已经不留一句话悄悄退房离开了。
      毕业的这些日子，生活一如既往地走着，即便是在异国他乡。
      它也出乎我意料地改变着，朋友的恋爱，大学同班的婚礼，小时伙伴的出嫁，好友们陆续开始工作。爱，离别，背叛，看到的，听到的，这个世界好像如此复杂，但是细想又是如此简单——同样的事情每一秒钟都在上演。
      锐，你说，长大了就不是为自己活着了。
      但是小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为谁活着。
      长大了，等我们开始想为什么活着，为谁活着，怎么活，看到的却是自己的生活已经被他人分得七零八落。
      臀，当我们还把你和玲在一起当作理所当然，可是那必须面对的分别竟然已经近在咫尺。
      那么多我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很可能一下子就改变了，而改变恰恰是常态，那种理所当然是我的无知。
      昨天知道自己的小学同学，初中前桌结婚的时候，她在我脑子里的形象从小时候那个苹果脸的女生骤然飞跃成家庭主妇，我几乎难以接受这种跳跃。
      每一个人生的阶段，我回过头去看，都像梦一场。
      大学，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直到我的记忆归零。
      有一个晚上，我看史铁生的《务虚笔记》，眼前是他的回忆，渐渐我看到自己的回忆。我想起从前小时候的点点滴滴，很久没有翻开的黄黄旧旧的日历。那些稀稀疏疏，或真实，或虚幻的片段，就像电影。
      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说，人死之前，都会像录像机倒带一样，看遍自己一生中所经历的事情，然后就是一道温暖的光，在漩涡中走向另一个时空维度。
      “如果你到这里来，／不论走哪条路，从哪里出发，／那都是一样／……”

       一直都忙于系里的作业，今天终于可以停下来，写写那些旧闻旧事。
      蔡铭超的名字已经被两会的头条顶没了，我依然记得第一天看到这条新闻的感觉——雷。拍下兽首的华人买家，神秘身份曝光也就罢了，还不付钱。媒体炸开了锅，从两亿八千万的护国雪耻，到争论“水龙头”的“国宝”价值，如此戏剧的收场不但雷倒了中国人，也雷倒了那些想哄抬兽首价格，搞政治敲诈的法国人。法兰西的“骄傲”被中国式正义的“无赖”整的措手不及，于是陪笑着想降价出售。这世道，就一个“钱”字了得。
      蔡以牺牲小我的大无畏精神让中国人从官司失败的沮丧中再次扬眉吐气起来，愚见认为他非但没毁誉，在广大中国人民复仇的逻辑中大大风光了一把。这个厦门人以闽南人“爱拼才会赢”的精神创造了一个复仇的神话，于是人们从一开始愤怒的抗议声讨，演变为不屑——两个水龙头的命运从2.8亿的顶峰顿时跌到一文不值。
      BBC的文章中颇有一种怀疑的色彩，认为蔡的行为有政府左右的色彩，一开始的intro说的就是中国政府否认参与拍卖，这是蔡的个人行为。BBC喜欢摆出不爽中国政府的调调，文章写得是很中立客观，但是表述上依旧可以嗅出它一贯的立场：认为中国人民都不自由，受政府左右。像蔡这样惊天动地的爱国举动，肯定得有国家撑着。
      有一点是肯定的，在造假、山寨、不诚信横行的大中华，终于有这样的“不诚信”，是人们拍手称道的。今天吃茶点的时候和朋友讨论无赖逻辑，我以为，对付强盗，就是要比他们更无赖。

     两个脑袋，2.8亿元人民币。从开拍，庭审，到落锤，都是砸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响雷。
     2000国企保利集团以2840万港币拍回牛首、猴首和虎首，2007年何鸿燊以910万港元购得圆明园马首铜像并无偿捐给国家，而今鼠兔首每个的价格是飙到了1400万欧元。越来越贵的圆明园兽首，带动越来越激昂的民意。在金融风暴依然席卷的这个早春二月，关于票子还是面子的争论充斥着东西方的舆论。对还是错？合法还是不合法？政治要挟还是普通商业行为？
     我们是个善做表面文章的民族。好像脑袋的回归，就是雪耻，就是翻身，就能够扬眉吐气。好像十二兽首的追索，要凑齐了才是圆满。待到官司失败，神秘买家电话成交，那些叹息中骂的骂，恨的恨，还出了中国取消空客订单的传言——纯属失败后的一种寻求心理平衡的阿Q精神。
     贼比物主牛逼的时候，要是要不回来的。花钱买回来又不合逻辑，还没法平复民众的爱国主义，而且是后人在给先人们亡国败业买单——憋屈。一方面在国际社会，闹得轰轰烈烈，义正言辞，而另一方面，在国内，政府好大喜功地大兴土木，其实自个儿不知毁了多少文物。大约爱国主义就是那几个脑袋，值那点钱，别的就一概是为祖国的大局服务，为现代化建设作出必要的牺牲。
     与其吹捧买脑袋的义举，不如认真花点钱保那些尚存国内的文物，遗迹，花点钱花点时间把历史教科书编得认真点，把小孩子学古代史，学近现代史当成一回事儿，引导地方舆论把保持地方传统文化当作头条新闻来炒，改变改变社会上的偏见——什么学考古学没前途，我看这钱要是花在这些事上，性价比是更高的。
     真正的民族尊严，还是要从自家内部，实打实地做起，从娃娃抓起。十二个脑袋，就让它们飘着去吧，不管它们在哪里，只要后代能够代代相传这样的历史，就不会被遗忘，那时候，我们就不必为了什么教育下一代去打一场注定失败的官司。